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（关于古代“高考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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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一览：

• 1、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
• 2、关于古代“高考”
• 3、古代的“异地高考”：白居易曾跑到安徽参加科考

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 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

何谓“学额”：政治资源的空间分配

清代学额，简单一点讲是指童子试（院试）录取的府州县生员（俗称“秀才”）的名额。清代科举制度基本沿明制，但是吸取明代的教训，对学额制度进行改革。它对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。考生没有取得功名之前称为“童生”，考生入学后称“生员”。生员分为廪膳生员、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，廪生、增生是岁科两试中按名取前列者，每月有廪膳费，刚录取入学的生员称附生。

中国古代学额制度是政治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载体。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资源和权力在基层的分配。清代“科举必由学校”，然入学有定额，即学额所限。正因如此，在清代，学额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资源，成为各地、各方争夺的目标。秀才是清代基层绅士的主力，入学，成为秀才（生员）是获得进身和入仕的第一道门槛，意味着摆脱了“民”的身份，拥有一系列的政治、经济特权。

顺治九年，各地学宫立卧碑文：“朝廷建立学校，选取生员，免其丁粮，厚以廪膳，设学院、学道、学官以教之，各衙门官以礼相待。”康熙九年，礼部题准给予生员一些优恤政治待遇：“生员如果犯事情重，地方官先学政，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。若事讼小事，发学责惩，不得视同齐民，一律扑责。”

清朝的最后一位科举人钟毓龙谓：“秀才对长官，别于平民者三事：一、但须长揖，不必下跪。二、自称生员，不称小底。见知县称父台，见知府称公祖，不称老爷、大老爷。三、非先咨请斥革，即犯法亦不能用刑。”虽然生员见知县、知府可以不称老爷，但平民百姓却必须称生员为“老爷”，所谓“举贡生监，无不老爷”。成了生员就意味着步入绅士阶层。同时，若进一步参加科考，中了举人，则进入官绅阵营。举人之出路，自以得中进士为正途。若会试屡屡不中，则尚有两出路，谚所谓“头顶知县，脚踏教官”。 16教育网

正因为如此，众多士人耗尽毕生精力也要入学。据张仲礼统计分析，19世纪平均一个县的童生数要略高于1000人而学额却只有区区几十。

分配原则：文风高下，钱粮丁口多寡

学额的重要性已如上述，清 *** 对于各府州县学的定额原则，在《学政全书》、《会典事例》等政书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“顺治四年，定各省儒学，视人文多寡，分为大、中、小学。”商衍鎏先生结合自己科场切身经历写成的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一书则加上了钱粮丁口，称：“每县学额，按文风高下，钱粮丁口多寡以为差，分为大、中、小学”， 并在《序例》中说清代科举制度“多承明制”。清人福格亦曰“按其地文风盛薄而定”，并谓“考此制准乎明季之法”。文风高下的内涵除了指中举、中进士人数，还包括应考童生人数，钱粮丁口则指地方的人口和所交赋税。

学额的分配

清代对学额的厘定始于顺治四年。据嘉庆《钦定学政全书》载，该年“定直隶、各省儒学，视人文多寡，分大、中、小学；取进童生，大学四十名，中学三十名，小学二十名”。同时还确定廪膳、增广生员的数量：“直省各学廪膳生员，府学四十名，州学三十名，县学二十名，卫学十名，增广生员名数同。”当时清廷入关不久，百废待兴，这一额度可能有点过于优待，因而仅过10年便对此做出了调整：“顺治十五年题准，直省取进童生，大府二十名，大州县十五名，小学或四名或五名”。但这次调整似乎又有点过于苛刻，尤其是对低端的学校，于是12年之后做了第二次调整：“康熙九年题准，各直省取进童生，大府州县仍旧，中学十二名，小学或八名或七名”。这次调整虽然只针对小学，但其额度增幅较大，对于提升文化的普遍水准显然是十分有益的。

康熙的这次调整看来还是比较有成效的，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雍正才又重新调整：“雍正二年奉上谕：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，六十年来，山陬海蹋莫不家弦户诵，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，有垂老不获一衿者。其令督抚、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，题请小学改为中学，中学改为大学，大学照府学额取录”。此后，清代各府州县学额等级总例没有变化。

此表反映的是全国总体的情形，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论，上述总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。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：“由于各地文化事业发展极不平衡，因此，实际上的学额在某些地区还是有差异的。”乾隆《江南通志》记载，“国朝顺治五年定额，府学六十名。”不仅府学，顺治五年江南各州县的入学额例也与上述全国总例有所不同。乾隆《江南通志》载“大学四十名，中学二十五名，小学十二名”，中、小学均较全国总例稍低。

而当顺治十五年全国学额大幅下调之际，江南一带明显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对水平。乾隆《江南通志》载，该年“定额府学二十名，大学十五名，中学十二名，小学八名”。与全国总例相比，府学、大学、中学相同，而小学高出接近翻倍。不言而喻，就学校数量而言，各类学校中为数最多的正是小学。江南一带学额总量之偏高可想而知。康熙九年全国学额总例稍有反弹，唯一的变化正是将小学由4-5名提高到7-8名，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为全国通例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，在全国学额总例并无变动的情况下，江浙的学额再次上浮。据《钦定学政全书》所载，该年奉上谕“江浙人文繁盛，增广入学额数”，结果议准“小学十二名，中学十六名，大学二十名，府学二十五名”。这一调整等于已经将半个世纪后的学额上调幅度提前兑现了一半。而后来那次学额上浮，并非全国整齐划一，其适用范围只是“人文最盛之地”；从乾隆《江南通志》的记载可见，这一带正是该政策的实施地区。

不过，需要注意的是，“总例”、“通例”只是一个政策性的平台，并不是决定学额实际的唯一因素。在这一基础上，还有两种措施可以导致学额的增广。其一是恩广，即每当朝廷有大典或喜事，由皇上下恩诏临时增广一定的学额。另一是捐广，即当国家危困、需财孔急之际，往往通过开捐的手段让地方输财以增广学额，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规模的捐广学额。

学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，又是 *** 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手段，要提高取额等级十分困难。整个清代，除制度性的普调外，极少地方能提高取额等级。与此同时，不提高学校等级，仅增加学额少许，也绝非易事。然增广学额是各地的普遍愿望，只要有机会，如辖境调整、户籍变更之类，各地都会充分利用，务求增广。

关于古代“高考”

民间传说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
故事大全我为大家带来一篇关于古代“高考”：
古代乡试即为“高考”
古代科举考试的规矩很多，而且相当复杂，完整程序有乡试、会试，廷试，即地方、中央、皇帝三级考试。大家熟知的，是考试地点设在各省的乡试。乡试也称多闱，通过乡试即为“中举”，成为举人。
乡试为全国性考试，也是科举的第一级考试，全省考生统一集中到省里考试，因此从形式来说，乡试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“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”。
要想参加这个古代“高考”，比现代难度大多了。就明清规定而言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乡试的，首先得通过小试，即俗称的童子试，成为秀才后才有可能。秀才还要通过岁试、科试，才有资格参加乡试，科试在乡试之前举行，可以看成是乡试的预考。通过科试的秀才被允许参加古代的“高考”乡试。如果科试没有通过，则叫“落海”，落海者尚有一次补考的机会，称为“考遗才”。通过乡试，成为举人，便可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了。因为会试的考场设在京城，故有“进京赶考”一说。通过会试的考生，称为“贡士”，获得参加最后、也是最高级考试廷试的资格。
古代“高考”时间是哪几天
乡试在南宋赵构(高宗)当皇帝以前，全国并没有统一时间，多安排在当年秋季，南方少数省份则安排在六七月份举行。时间不统一，给考生异地冒名顶替、再考提供了可乘之机，为了堵封漏洞，绍兴十三年(公元1143年)，赵构诏定了全国统一考试时间：阴历八月初一统一锁院，禁止随意出入考场;阴历八月十五统一开考。从此，科举考试有了全国统一考试时间，这也是现代高考时间“全国统一”的源头。
元代头场日期比南宋提前了3天：一、二、三场的开考日期分别是阴历八月的十二、二十二、二十六。明清两代头场开考时间又比元代提前3天，一、二、三场的开考日期分别是阴历八月初九、十二、十五。因为乡试固定在秋季举行，故又称“秋闱”，预考多安排在当年的二三月份。
考三场持续九天七夜
江南乡试多在秋季举行，即“秋闱”，每闱三场，每场三昼夜。由于中间要两次换场，因此实际是九天七夜。
第一场考的是八股文，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的，第二场考的则是官场应用文，分上下往来的公文和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两种，第三场考策问，涉及的是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，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。
科考在当时是考生也是朝廷的大事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，开考后号舍就会上锁，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即便是发生火灾烧死考生也不能开锁。当时的号舍一律南向成排，长的有近百间，短的也有五六十间，巷口门头大书某字号;备置号灯和水缸，可供考生夜间行路，白天饮水之用。考试期间伙食由考生自备。因为乡试时间较长，加上天气闷热，饭菜很快就会变质，所以考生一般都只带干粮充饥。
经常有考生意外死亡
号舍左右两壁砖墙在离地一二尺之间，砌出上、下两道砖托，以便在上面放置上、下层木板。白天考试，上层木板代替桌案，下层木板为坐凳，供考生坐着答题，夜晚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，用来当睡觉的床。但因号舍长度只有四尺(相当于1。33米)，人睡下去连腿都无法伸直。而且号舍没有门，考生需自备油布作门帘以防风雨。
在考试的九天七夜里，考生答题和食宿全在号舍里。在每排号舍的尽头有一间粪号，谁去上厕所不能说话，只能用牌子来表示，牌子正反两面都有字，一面写着“入静”，另一面写着“出恭”，现在还有不少老年人以“出恭”指上厕所，就是由科举而来。
由于秋闱时天气非常炎热，考生们吃住全在狭小的号舍里，因此，经常有考生因中暑生病、食物中毒导致意外死亡，还有的则是被藏在号舍屋檐等处的毒蛇咬死。
考生作弊防不胜防
为防考生在食物中夹带作弊答案，在进考场时，卫兵会用刀将糕点全部切成一寸见方。最后一道叫龙门，如果最后查出夹带违禁品，则前面两道门的兵丁都要被治罪。而违禁的考生则将被革除一生的功名，即一辈子不可以再做官，还要被捆绑在贡院门前的木柱上示众两个月。但由于科考事关仕途官运，作弊就成了科考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江南贡院发现过飞鸽传书，当时有考生家里训练了只鸽子，鸽子晚上就飞进考生的号舍，考生把考题写得很小，拴到鸽子腿上带回，家里请了答卷高手，然后让鸽子再送进考场。家人为了提醒考生不要抄漏了，就在正面的下方注了“背面还有”几个小字，哪知这位老兄竟也照抄不误，结果被考官发现。
最年长的考生为103岁
读过《儒林外史》的人，应该都会对“范进中举”印象深刻。其实，古代由于对士子参加考试实行“上不封顶，下不保底”的政策，无论什么年龄层的都可以报考。但因考试所涉“四书五经”等海量诗书典章，因此，能通过预试到江南贡院进入乡试的，极少有“神童”，相反“范进们”倒是常见的。在江南贡院的考生中，曾有年龄最大的考生是广东103岁的陆云丛。而年龄最大的状元是唐朝的尹枢，“应试时年已七十有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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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高考

古代的“异地高考”：白居易曾跑到安徽参加科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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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高考生不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高考，而是到另一个地域去高考，被称为异地高考。当今的异地高考，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；另一方面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，因为异地高考可能会有低分录取的优势。

其实，异地高考并非当今的产物，幅员辽阔的中国在古代就有了“异地高考”。

从隋唐起，以科举制取代察举制，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。然而，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，首都即京兆府（长安）录取的名额大大高于其他地区。

在唐代，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；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，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，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，甚至有时超过百人。这在柳宗元的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可见：“京兆尹岁贡秀才，常与百郡相抗。”

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：“东南州进士取解者，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，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，是百人取一人。

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，而所解至十余人，是十人取一人。”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：1，录取率高的州10：1。比例之悬殊，令人惊诧。

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，京城一直扮演着“低分洼地”的角色。以嘉佑五年（1060年）为例，首都开封府的解额（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“解额”）是266人，而陕西只有123人，广东只有84人；而且，国子监108人的解额，并不算在开封府内。

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，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，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。

在清代，顺天府（北京）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，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，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，广东省为102人。

京城的录取名额，超过任何一个大省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。

正因为如此，有些考生就动起了异地考试的脑筋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到录取名额多的地方参加考试，以增加录取的机会，从而走上仕途改变人生命运。

但是，古代参加异地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唐代，法律规定，参加科举考试的所有考生，必须要在本人户口所在地报考。

因此，异地考试只能“暗箱操作”，不被他人所知道。如中唐着名乐天派诗人白居易就是异地考试的一员。白居易的祖籍在陕西，后来迁到陕西省渭南县下邦镇。

按道理，白居易参加考试应在渭南县，但是却在安徽宣城参加考试。为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风险？因为安徽的录取率要比陕西高。

在古代，也有违规异地高考不用受处罚者，用现在眼光来看，大概可以算作“开后门”。唐代大诗人王维籍贯在蒲州（今山西省永济市），而他却在录取率最高的京兆府参加科举考试。

原因是他具有弹琵琶才艺，在一次偶然展现才艺的时候，令某公主陶醉。公主出面疏通关系，终于使王维能够如愿以偿“光明正大”地参加异地考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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